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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财富

作者: 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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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经济



  网事如世事,幸福的公司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公司各有各的不幸。与对不准信息经济焦聚的“散光”型公司形成对比,那些在《幸福》500中名列前茅的公司,每周好象都在不约而同地朝着高度集中的目标,扎堆做同样的事。本周重量级的选手就都在做同一件事:电子商务。
  今天(3月9日),IBM正式在美国和加拿大推出一项服务,在它自己的的Net.commerce上开始建立虚拟商务楼,为想利用IBM宝地做生意的商家提供旺铺。这个项目以端到端的电子商务方案为大中型业务服务,IBM每月收取固定费用,帮助商家建立虚拟铺面,来进行商对商或商家对消费方的网上交易;IBM每月收费3500美元,并一次性收取筹建费3500美元。就在一周前,IBM宣布要在网上销售电脑,IBM个人系统部的负责人DavidThomas透露,IBM决定上网销电脑是由于意识到消费者的购买方式有所变化。它是公司改善业务表现这一大目标的一部分。由此IBM终于加入了由德尔、苹果、康柏和惠普等著名公司组成的网上电脑销售大军。
  哪里只要有一点热闹响动,哪里就不会缺少微软。2月28日消息,微软推出在线销售计划,正在发展它的软件在线销售商店,这个名为NITRO(在线分销新交互技术)的在线销售商店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而不是通常采用授权方式的公司用户。一旦NITRO开通,用户点击“buynow”按钮就可以购买微软的软件了。但软件价格却比市面上价格要高出10~20%,因为微软要从分销商哪儿提取一定的成交费。简直是闹鬼,YAHOO也与电子商务干上了。Yahoo的做法与IBM如出一辙,在自己的地盘上招商卖电脑。2月28日消息,它与听起来像“鸡蛋脑瓜”的Egghead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Egghead.com的图标将出现在Yahoo与电脑相关的所有页面,以及AltaVista的搜索结果页面上。Egghead表示将关掉其零售连锁店,并转移到网上销售电脑与软件。有IBM、微软和YAHOO三巨头涌上前台表演,美国总统这一周发表被历史学家称为“网络新政”的演说就不显突兀了。克林顿周四在Banc America Robertson Stephens Technology'98上,引人注目地宣布了美国政府的三项针对互联网的新政策,旨在促进网上贸易的发展,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通过网络更好地传播美国文化。罗斯福、里根都提出过各自类似的“新政”,克林顿经济学此时确立,其实已是时间不算早的“新政”了。然而我个人认为,克林顿这次讲话中,有几句话的影响也许会超过他有限的任期。他说,Internet是未来经济的重要特征;由网上贸易带动的需求猛增,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工资的高技术岗位将刺激经济繁荣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下一步就是全力发展网上贸易。克林顿明确希望网络的发展有助于支持政府的“新经济”计划。这里点出了克林顿经济学(如果真有这么个经济学的话)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数字化网络与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为特征“新经济”的内在联系。由此来观察本周电子商务中浮在现象界的那些表面事实,正好可以体味出其中的意味。
  事情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让我们回想一下在遥远的过去(其实也就是半年前),IBM曾经建立过名为世界大街(WorldAvenue)的电子商务中心,但于去年6月关闭了。这次新服务与WorldAvenue不同之处在于,商家需要自己开拓市场,IBM不插手客户的业务,不再做插足的“第三者”。IBM这次抓住了电子商务的精神实质,这就是不再采用迂回的方式,而是把商务“直接化”。在World Avenue关闭前的5月30日,美国电子商务工作委员会在一份权威性的报告中,对电子商务做了一个十分肤浅的定义:“以电子形式买卖商品和服务的系统叫电子商务”。说它“肤浅”,不光是因为没有提及“网络”,关键是它没有说明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在生产方式上的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其实是工业化的迂回生产方式与信息化的直接生产方式的区别。传统商务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个物理时空上的中间第三方——商场;而电子商务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凡是夹在它们中间的第三者,都将越来越“不得好死”。这就是WorldAvenue“死掉”的深层原因。电子商务不是搬来台电子“形式”的什物,在物理时空中的商店收款台上完成交易,而是对产消之间的各种中间(迂回)环节,中间成本,进行彻底的削减,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数学理念,变为商务理念。把我们工业时代形成的“只有拉长迂回路径,增加中间环节,才能提高附加价值”的传统观念,变为“只有快速拉近与顾客的距离,减少中间环节,才能提高附加价值”的信息价值观。可惜,我们在原来的电子商务基础理论中看不到这一点,它终于没有解释清楚它所说的电子商务“不可预见的、革命性的特征”是什么。有这种理论,也难怪WorldAvenue办不下去。
  在十倍速发展的今天,最敏感的人终于学乖了。IBM要为产消双方搭建一个低交易成本的虚拟铺面,自己则置身交易之外。可以说通过付学费,开始悟到“直接生产方式”的禅机。微软和“鸡蛋脑瓜”公司不愧是一些“有知识的人”,他们不约而同想到,既然可以从网上直接、快速地沟通,为什么还需要那种耗费双方物理时空资源的商店呢,于是他们开始“走直线”了。我们在本周所理解的电子商务,其实就是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进行的直接方式的商品、货币和服务交易。它的理论和赚钱操作上的要点,都在于减少工业化的商业中间环节。谁在这个方向上做得好,谁就是胜者;谁没把劲往这个方向上使,他就是明天被人收购的对象。可惜的是,美国有好多人没有把劲使在正经方向上,干得好,就盼微软看中收购;如果干不好了,就忙着去反垄断,总之都很忙。
  本周的姣姣者,如IBM、微软和YAHOO,是不是就都把他们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参透了呢?未必见得。倒是政治家们从选票中正确地嗅出了新时代的风向。“新经济”(neweconomy)已不再是经济学家们书斋中的纯理论,而正在变成一种政策实践。克林顿的“网络新政”保证,在未来六年内暂缓对在网上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增收额外的赋税。这里边的含义是,并不能因为在网上进行贸易具有某些先天优势从而对它征收特别赋税。美国现在共有3万种不同的税收司法裁判权允许在旧的赋税架构上对网上贸易征税。美国两党政治家这次为什么“大方”起来?相信这倒不仅是因为网络界的“大款”最近频频与政治家们“共进晚餐”(虽然这也是事实),主要是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时看到,支持高科技的信息产业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增长和近30年最低的通货膨胀。这一切就意味着选票。克林顿是从这个角度支持电子商务的。就是说,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信息化与国民经济“两高一低”这种有悖六、七十年代经典理论的发展之间,存在某种“神秘”联系。信息经济已成熟到,令政治家从经验中就可以直接归纳出结论。
  其实,IBM、微软、YAHOO们与克林顿们在一点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电子商务以及信息经济所体现的直接生产方式,从微观经济学上,有助于拉直厂商与顾客的关系;在宏观经济学上,有助于熨平了周期性的波动。微观上的迂回与宏观上的波动,正是工业文明经济硬币的两个等价的面。克林顿从宏观考虑问题,厂商从微观考虑问题,而问题只有一个,而且是同一个。这就是本周互联网主要商家的动向与克林顿的政策发生如此直露的联系的深层背景。作为新闻的倒是,流行美国、即将成为新“正统”的“新经济”学说,与信息网络发展的关系,终于第一次从潜流状态中浮现到水面,以“网络新政”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凯恩斯、到里根、到克林顿,无论实行的是什么“新政”,无论多么相像,都是政府在引导大规模的基础设置建设,以此带动经济高涨,解决就业问题;但不同时代,“新政”的投资方向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方向息息相关。克林顿对电子商务及信息化的大力支持,显示出信息社会“新政”的时代特征。

  新经济:一个信息化视点的分析

  “新经济”不单纯是我们平常口语意义上所指的“新的经济”,而有所特指,它是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一期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商业周刊》1997年11月17日一期载文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新经济”。简单说,新经济就是低通胀、高就业和高增长的经济。本文想谈的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即:新经济与计算机技术发展和信息化具有内在联系,是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文化成果。
  新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学继凯恩斯经济学后又一重大的变局。因为在此之前,高就业与高增长,总是伴以高通胀,而低通胀永远与低就业、低增长为伍;更糟的是,进入七十年代,高通胀与高失业、低增长形成“滞胀”这种不甚美妙的“搭配”。这三个要素之间,从来没有过理想的组合。以至整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翻来覆去,几乎全是奖给那些围着这条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忙得团团转的优等生。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十年后的稳定化政策》中,不无讽刺地说,十年前,布鲁金斯学会专门小组的经济学家们开会时,美国通货膨胀比十年前高了4个百分点,失业率是4.5%;四年后专门小组开第13次会议时,通胀高了6个百分点,而失业率却到了5%;现在(1980年),通胀又提高了7个百分点,失业率高达7%。“较高的通货膨胀和较高的失业率,持续不断地结合在一起,在整个十年中,把决策者、预测家和理论家搞得焦头烂额。”
  现在,情况全变了。美国经济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率并存的较长时期的持续经济增长。美国的这次经济增长已逾80个月。美国的失业率已从1992年的7.4%降至1997年10月的4.9%;截至1997年第三季度,美国通货膨胀年率仅为1.4%。美国的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都处在最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经济”改写了自凯恩斯以来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已成为世界经济学界令人瞩目的核心。新经济的哲学实质:信息作为新的均衡条件流行的对“新经济”的分析,往往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出口、企业重组等方面入手分析具体原因。与各种流行的对“新经济”现象原因的分析不同,我认为“新经济”实质是新兴的信息经济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一场经济革命,这场经济革命的生产力基础,正是网络化的计算机技术。
  农业经济是实物经济,工业经济是货币经济,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实物经济的均衡条件,是商品市场的总供求平衡;货币经济的均衡条件,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总供求的联合均衡;信息经济的均衡条件,是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信息市场的多重均衡。工业社会中,国民经济的均衡长期遵循的是费雪方程式:PQ=MV。(即商品市场上的数量Q与价格P之积,等于货币市场上的货币量M与价格水平V之积)新经济动摇了这个使多少经济学家赖以成名的经典公式。人们发现,当PQ=MV时,现有经济不一定均衡;而PQ≠MV时,经济反而可能是均衡的。这说明,在PQ=MV背后,还有其它因素在起新的平衡作用,但它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个人认为,这个因素就是信息。是信息量(B)和信息处理水平(H)之积。
  也就是说,信息社会中,国民经济新的均衡条件应当是:PQ=MV=BH。这个公式,就是新经济的实质。
  信息量B是指比特,信息处理水平H是指赫茨。比如,互联网上流动的是B,而ICP则提高了H。在一个信息产业产值占到80%以上的经济中,在一定信息处理水平下处理的信息量,创造了国民经济中的主要财富,它是平衡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新的要素。当然,信息市场并非狭义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市场,它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形成的整个市场,是与整个国民经济相对应的。
  加入信息这个新的均衡条件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传统的均衡条件没有带来实质的均衡,而传统眼光中的非均衡,实际上却是均衡的。
  一个实例的反证: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前世界经济中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同时并存着一个无形的信息市场的反证。
  按经典的传统理论,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PQ=MV是比较“完美”地具备的。偏偏在这种“均衡”的条件下,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突然之间的波动(非均衡)。浮浅的理论,把这归究于索罗斯的个人金融操作。但整个国民经济与巍巍经济学体系,系于某个股票爱好者早晨起来一个哈欠后冒出的天才闪念,听起来总有点那个……。
  我宁愿这样来解释:金融危机前亚洲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表面均衡,是在无形的信息市场严重非均衡条件下维持的。以泰国为例,一个最大的信息被掩盖着:房地产市场严重供大于求,投资需求过热。具体来说,泰国近几年投资逐渐转向物业市场投机(无效的Q走高),转向股市、汇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竞买豪华汽车、移动电话的热潮,同时职工工资急剧膨胀(无效的P走高),形成了一个非生产性的巨大泡沫经济。为遏止工资膨胀、维持巨大的房地产投资和吸引外资,就需要维持高利率,高利率又使本来债台高筑的泰国经济更加泥足深陷。企业由于利率提高而大量破产,使本来已陷入困境的银行业雪上加霜。这就形成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与信息的完全背离(PQ=MV≠BH),PQ=MV完全建立在关于实物市场虚假的信息的基础上。一旦这个信息被捅破,非均衡的真相就会暴露出来,商品市场上的PQ和货币市场上的MV都要向BH所指示的新的均衡方向运动,国民经济就会出现波动。
  索罗斯的金融操作实质就是这样一种信息操作。我们可以为索罗斯简单算笔帐,根据PQ=MV=BH这个简单公式,在真实信息条件下,P和Q都应降低,而不理会这一真实信息的实际市场却向相反方向扭曲;本来,相应的与之平衡的货币努力,应是增发泰铢(M)并降低利率(V之中的R),但泰国既得利益阶层不肯这样做,因为会使他们的外债骤增(泰国所欠外债高达1060亿美元,而其外汇储备仅为380亿美元,经常性项目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索罗斯此时充当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所说的信息代理人(agent)的角色。他充分利用了人们对有关实际情况的信息的缺乏(不论这是由于利益刚性造成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利用BH与PQ、MV之间的反常关系,大肆牟利。因为他们认识到在PQ=MV=BH这种关系中,泰铢早晚会贬值,所以大量买入以泰铢结算的泰铢/美元期货合同,诱使泰国银行在1997年2月、3月间发出150亿美元远期合同,其中80%-90%落入他们的控制,接着于5月开始抛售泰铢,引发泰铢贬值。这样,他们可以用贬值后较低价值的泰铢,还期货合同的债。由于泰国外汇储备的缺口接近其外汇储备的一倍,无力制止泰铢贬值,终于引发金融危机。泰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措施,如要求银行透露持远期泰铢合同者的名单,以便作战略性施压,内政部还对传媒采取行动,阻止发出对泰经济不利的消息和言论。但这种信息处理只能是眼前的、低水平的,投机者反过来传播泰国当局实力有限的信息。经过双方较量至7月2日,泰国政府只好宣布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对美元比价从此大幅度下跌,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的结果很快就沿着MV这个市场传导向PQ商品市场,暴露出房地产等实物市场上结构不合理这个真实的信息,从而使真实的信息起到了重新校正国民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这场较量中,病根在实物市场的PQ中,货币权力在泰国政府的MV中,而信息力量BH却掌握在索罗斯们手中。最后是信息战胜了货币,由货币再去校正商品。索罗斯行为虽然近于无赖,但历史却是真实的。历史以小丑表演的形式和手段,向人们昭示了信息正登上经济历史舞台这个讯息。
  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带强烈未来色彩的启示和预兆:它告诉人们,信息化不充分条件下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工业文明式的传统意义上的均衡)将越来越靠不住。信息化不充分,会长期掩盖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矛盾,产生突然暴发经济危机的危险,扩大经济波动。如果亚洲各国商品市场的信息透明度高,比如,充分意识到房地产等市场供大于求的危害,及早做出结构调整,就会有效缩小索罗斯等金融投资家的狙击空间。对我国来说,虽然由于货币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同样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不均衡会从其它市场要素上反映出来,表现为就业问题、银行呆帐问题等。我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积极地寻找启示,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信息化,对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非均衡因素进行积极的了解和把握,及时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隐患。亚洲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在信息非均衡(信息扭曲和利益扭曲)条件下,如果政府不主动成为信息的代理人,那么特殊利益集团,甚至个人,都可能运用信息这种越来越强大的武器,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狙击,从而成为经济骤然波动的诱因。与信息悖离的表面上的莺歌燕舞,转眼就可能成为一片鬼哭狼号。所以加速国家信息化、政府信息化和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及时察觉实物和货币市场上结构不合理的隐患,并有效调整相关利益关系,将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显示出信息化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动向,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均衡开始产生重要影响。按传统的经典理论,当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时,国民经济自动趋向均衡。但在东南亚,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至少从表面上看,一直显得象是均衡的,但波动恰在此时突然发生。说明信息经济具有新的均衡条件,应当是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信息市场三个市场的联合均衡。而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意义上研究信息市场(不是信息产品和服务市场),即研究信息量与信息处理水平的集合对国民收入的宏观影响,人们的理论准备明显不足,亟待加强。人们对新经济的研究,需要深入到信息化的层面。信息化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内在联系我们常说“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高通胀就谈不上稳定,高失业就谈不上健康,低增长就谈不上快速。所以谈新经济,实际就是谈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美国出现的“新经济”,是一种波动小、周期不明显的经济,是一种“稳定快速健康”型的发展。原本认为不可克服的波动和周期性危机的矛盾,现在有了明显的缓解,我个人认为关键在于一种迥然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生产力的出现。这种生产力最大的特点,从宏观经济看,就是专克波动和周期,这就是以网络化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生产力。我很不赞成人们把新经济的功劳归功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新经济的出现,不是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汇市和股市的行情盯得紧,结果使美国经济不温不火;恰恰相反,是由于有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信息生产力,是新生产力助新经济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
  信息生产力的特点是将工业文明的迂回经济变成了信息文明的直接经济。
  经济波动和周期,说到根上,是供求不平衡。而高通胀和低就业,只不过是总供求不平衡在现象层面的显现。生产的迂回路径越长,供与求之间的距离就越远,供求失衡的风险就越大。这是工业生产力不可克服的局限。而数字化网络的基本特征,正是在克服迂回。这种说法乍听起来显得奇怪,但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迂回有多种形式,不必要的能源、原材料等物耗是迂回,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必要的浪费也是迂回,产消之间的隔阂也是迂回。利用电脑网络在家办公,省去了办公楼的耗费;在线购物,可免去商场的建设;视频会议,代替了车马之劳;……这些都是在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也总是致力于让生产更直接、更快捷、更个性化地贴近最终消费者。这一切,缩短了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迂回路径,从根本上缩小了造成波动的震源的范围。这就是信息能够减小波动的内在机理。如果说,工业生产力造就分工,信息生产力就专事融合。信息经济的理想状态,是通过电脑网络充分进行信息融合,达到产消之间的高度契合,从而彻底消除产生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内在根源。
  按照这样的观点观察美国经济,就不难发现,在新经济背后,确实是信息在起决定性的作用。1996年,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是对其他工业设备投资的16倍,已占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35.7%,占世界同类投资的40%。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自1993年以来,在美国工业增长中,约45%是由电脑和半导体业发展带动的。信息技术和产业占经济增长的1/4到1/3。信息产业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对减少,对中间环节迂回的依赖不强,不易刺激通货膨胀。它不是靠增加对中间迂回环节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而是通过知识更新,技术升级不断降低产品价格,通过价格下跌刺激需求,再靠需求增加使经济持续增长。
  信息对新经济的贡献不单纯在产值上。信息化向整个经济领域的渗透,造就了一种弥合产消鸿沟的文化。以企业中最时兴的业务流程重组(BPR)和企业重组(BT)来说,就是以信息流替代物流、资金流,通过信息流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减少中间环节,达到企业与用户之间直接、快速的融合。BPR的核心,就是消除信息生产力要求融合与管理机构分层割裂之间的矛盾,把价值的附加从依赖工业文明的中间环节,转向依靠信息。无数企业通过INTERNET和INTRANET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缝隙的微观努力,形成了一种宏观的效果,那就是让信息化起到了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裂痕的作用,从而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减小与周期的延长,做出了贡献。这些从产值上,是看不出来的,但确实在起作用。
  分析新经济,如果离开了信息经济这个大背景,就会显得缺乏历史感,并显得外在化。当然,新经济是以成熟发达的工业社会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工业生产力的经济迂回作基础,信息生产力的直接化也就无从依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经济离中国还很远,因为它的工业基础还远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但是,正如信息化不能等工业化进行完再开始一样,新经济也需要与传统经济共同发展,以利用后发优势,促进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向信息文明的经济转变。发展信息化,让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多具有新经济的特征,意义不仅在于多几个产值,多几个产品,而在于可以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多增加一分保险系数。今天谈论新经济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了解数字化网络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社会含义,以及从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级理解信息化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影响。

  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信息经济结论

  1、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现象描述: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不均衡导致经济波动。
  按经典经济学理论,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PQ=MV(实际商品价格与实际商品数量之积等于货币量乘货币价格水平)亚洲金融危机,表层反映是金融市场失衡,深层原因是商品市场失衡,即在实际商品市场上,总供给大于总需求:AS>AD。正常表现应是Q(商品量)增加,而P下降。但由于信息化不充分,这个信息一直被掩盖;没有向货币市场传导,V(货币价格水平)没有相应反应,作为V的构成要素的利率和汇率没有相应调整。(正常反应是:P下降引起汇率下调,本币贬值)。索罗斯金融操作的实质,是依据上述费雪方程式PQ=MV,主动出击,利用P与V之间的反常关系渔利。其后果是让金融市场自动适应商品市场。
  所以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商品市场,比如房地产市场虚热)在金融上的必然反应。它本身并不违反经济规律。

  2、亚洲金融危机得出的信息经济上的结论:

  第一、信息化不充分,会长期掩盖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矛盾,产生突然暴发经济危机的危险,扩大经济波动。如果亚洲各国商品市场的信息透明度高,比如,充分意识到房地产等市场供大于求的危害,及早做出结构调整,就会有效缩小索罗斯等金融投资家的狙击空间。对我国来说,虽然由于货币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同样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不均衡会从商品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上反映出来,表现为就业问题、银行呆帐问题等。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在于:要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信息化,对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非均衡因素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及时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消除经济波动的隐患。
  第二、亚洲金融危机显示出信息化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动向,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均衡开始产生重要影响。按传统的经典理论,当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时,国民经济自动趋向均衡。但在东南亚,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至少从表面上看,一直显得象是均衡的,但波动恰在此时突然发生。说明信息经济具有新的均衡条件,应当是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信息市场三个市场的联合均衡,表述为PQ=MV=BH(其中B是信息量,H是信息处理水平)。亚洲金融危机关键是BH在起波动作用,索罗斯操作实际是让人们意识到经济不均衡这个信息。正面的例子是美国的“新经济”(人民日报1月23日),在信息化作用下,出现高就业、低通胀的高增长。打破了长期以来正统的经济规律。这启示我们:信息化与减小国民经济波动之间有内在联系,把握这个规律,大力发展信息化,有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对付金融投机,及时发布引导性信息,有助于减少金融波动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根本原因在商品市场和经济结构中,但索罗斯金融操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充分利用了股民的从众心理,使人们将对大户行为的预期与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预期混为一谈。处理金融危机,除了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商品市场上的矛盾根源外,及时发布权威性的引导性信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形势;同时运用信息化的高效手段,及时果断采取相应的金融对策,也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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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万圣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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