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大家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的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

黄子平回忆说：“到70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最单纯的 好 这个字，说谁谁谁跟谁谁好上了。很早开始挪用政治词汇来表达一件事情，比如说找对象，谁谁谁跟谁谁对上像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等众多事件，一个连上的指导员被检举，说他淫辱女知青。后来大伙儿开车，路上经过连上指导员的家，看到他家给人封了，路过的时候，有人就说：“嘿，这人还真能改善生活啊！”

70年代有很多文艺的潜流在地下发生，一些是一部分回城的知青自己搞个小沙龙，回城之前他们在乡间经常串联到不同村子一块儿聊天，就算不到别的村子，晚上私下会有很多通宵的聚会。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这个地方很奇怪，明面上是共产党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得实在也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他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出现一次，“在那个禁欲的年代，山沟里在性方面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讶异，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文革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个电视剧，是一个政治宣传片，叫《寒流》，拼命丑化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文革的时候，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是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民）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严丽，曾经在戏院里头给人耍流氓，“严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之后，严丽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只记得在一帮小孩里面，严丽一下变得很神秘和不可捉摸。那时候还没有魅力这词，严丽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变得比她原来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头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呢？”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制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说她注意到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她是文工团的。她在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王安忆的形容，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来这个格外的装束有一种不同的韵致。

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俭肃的年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出她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

另外，除了这些性啊、感情啊，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在食堂里被清查，整个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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