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象。

可是大伙儿天天这么聊天、神侃，到底侃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在书里说了，当年的文化热就是注重讲思想。但所谓思想就是给人一种聊天聊出来的感觉，底下的基础好像不是很扎实。当年李泽厚曾说进入90年代，很多人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于是他概括出一个学问家突显、思想家淡出的公式，也是当年很有名的说法：80年代有思想，90年代有学术。这个思想跟学术的对立到底有多准确呢？或许这个说法太粗糙，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80年代的人学养方面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往往举出80年代做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多数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总结，叫做 提倡有心，创造无力 。”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改革一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像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就隐藏着这么一条线索。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个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片，就这样学懂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说起来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80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80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可是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书里就有很多反思。比如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刘索拉说得也够狠，她说：“其实想想，80年代的中国有点像欧洲18、19世纪，资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丁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就进入史册了。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铃咣啷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觉得你们在西方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得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也就是说，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就像是从外来借鉴的养分里面养出了一些东西，而这些外国人也夸大我们的成就。刘索拉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此外她还批评了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文革前的音乐家只有一腔热血，为民族、为革命。真正的精英意识指的是对专业品质的纯粹追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社会有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显然她的批评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她把这个病根追溯到了80年代的问题上。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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