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哥白尼原稿无目录。N中的目录为该书编辑而非哥白尼所拟订。

标题页  此标题页为在纽伦堡担任《天体运行论》第一版（以后用N表示）编辑工作的人员设计的。他们肯定没有和当时远在佛罗蒙波克身患重病的哥白尼商量过。从现存手稿无法确定。他作为作者是否提供了自己的正式标题页。（NCCW，I，6，11表明）第一帖纸的第一张在某个难以确定的时间被人仔细切开，而零散的边缘被粘牢以免损害手稿的其余部份。在现在的单数页即第一对开纸上部，在右下角表示第一帖纸的字母a是别人写的，而哥白尼本人书写了其他帖纸的记号。没有0号对开纸（遗失的一张纸标号为零），谁也不能肯定地说，如果哥白尼设想过的话，这是否就是他所设想的标题页。

因此对“论天球运行的六卷集”（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VI）这一标题还是疑云重重。尤其是orbium coelestium（天球）两字在许多本N书中被涂掉了。安德里斯·奥西安德尔未经认可在该书中塞进一篇前言，这遭到哥白尼唯一的学生和他的忠实支持者乔治·贾奇姆·列蒂加斯（1514——1574年）的猛烈攻击。列蒂加斯对插入奥西安德尔前言的完全正当的抗议，令人想到纽伦堡的那位传教士还毫无根据地塞进了orbium coelestium这两个字。[可以假定哥白尼为方便计所用的简短书名De revolutionibus（《运行论》），也是他选定的全称。]

然而orbium coelestium这两个字，就其本身来说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和列蒂加斯一样）哥白尼相信看得见的天体，即恒星和行星，是嵌在看不见的天球（orbes coelestes）上面的。遵照从古希腊时代起为人们公认的宇宙观念，天球引起可见天体的运动。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哥白尼想为自己的巨著取什么正式的名称，根据概念来说对N书所印的标题也找不出差错。在手稿第一卷第十章开头处，哥白尼自己写出“天球的次序”（De ordine coelestium orbium;NCCW，I，第8页第1行），并且在序言中他提到“天球的运行”（revolutioneor-bium coelestium）。因此，有争议的那两个字不仅表示出他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时也是他常用词汇的一个组成部份。

哥白尼的伟大的赞赏者第谷使假想的天球从苍穹中永远废除了。如果是在这以前就把orbium coelestium删掉了，则反对意见的根据可能是我们的天文学家在他的序言开头一句中对用词的选择。他在该处谈到的是他“关于宇宙球体的运行”（de revolutionibus sphaerarum mundi）所写的六卷书。或许有某一个学识浅薄的人看不出sphaerarum mundi和orbium coelestium的词义是相当的。哥白尼是一位善于修辞的作家，他刻意避免同一个惯用词的过多重复。当sphaerarum mundi和orbiumcoelestium都从他的笔端涌现出来时，它们完全是可以互换的，而在序言中出现第一个词就保证在标题中的第二个词是适用的。

虽然在他的宇宙学论著中，sphaera与orbis一般说来是同义的，但作为确切的数学名词而言它们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体：一个是实心球，而另一个为空心球壳或环。著名的语言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塞巴斯田·蒙斯脱（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年），在他所著初等数学教科书（Rudi-menta mathematica，巴塞尔，1551年）第60页，完全清楚地指出sphaera与orbis的区别：

在一切实心物体中，最重要的是球体，它也是最有规则的物体。它是一个由简单表面包围的规则实心物体……我们设想球体为由一个半圆的完整旋转产生的：在旋转时半圆的直径固定不变，而圆周所在的平面在转动……一个球体（orbis）也是实心物体。然而它是由两个球面形成的，即一个叫做凹面的内表面，和一个称为凸面的外表面。如果这两个表面具有共同的中心，则球体是均匀的，即各处的厚度相等。但若两个表面有不同的中心，这使球体的厚度不均匀和不规则。所有的行星的天球都是这种情况。

哥白尼的sphaera和orbis概念，与他的稍为年轻的同时代人蒙斯脱的概念相符。

标题页上的广告显然不是哥白尼撰写的。作为宣传样本的一页，它显然出自印刷者和出版者本人，因为约翰尼斯·彼特奥斯理所当然地是作者。两年之后，即在1545年，当他出版吉罗拉莫·嘉丹诺（Girolamo Cardano）的《大衍术》（Arsmagna）[由理查德·惠特默尔（T.Richard Witmer）译成英文，题为《代数学的伟大艺术或规律》（The Great Art or thd Rules of Algebra），1968年出版]一书时，在这本为方程式论奠定基础的著作的标题页上，彼特奥斯也写了一篇类似的广告。随后在1550年出版嘉当诺的《论精巧》（De subtilitate）时，彼特奥斯承认广告是他自己写的。按照同样作法，当彼特奥斯于1534年出版Algorithmus demonstratus对，他的广告的结束语为：Quare eme,lege,iuvaberis（因此请购置、阅读和欣赏这本书吧）。九年之后，他为哥白尼著作写的广告以同样的笔调而略微不同的词句结束：Igitur eme,lege,fruere。所有这四段宣伟词句都明确无误地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在标题页上劝告不懂数学的读者不必阅读《运行论》（哥白尼的简短标题在英文中同样可用）的警语，很可能是奥西安德尔加上的，他为彼特奥斯不仅编辑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有嘉当诺的《大衍术》。虽然奥西安德尔以其富有战斗性的神学观点和激动人心的说教而著称，数学是他的业务爱好。他在《天体运行论》标题页上用希腊文对数学的门外汉提出这句警语。当时人们普通认为这句话曾经铭刻在伯拉图学院的大门上。在这所学校存在期间，谁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题辞。但是在贾斯廷里安（Justinian）皇帝下令包括柏拉图学院的所有异教徒学校都于529年封闭之后，约翰尼斯·费罗波纳斯（Joannes Philoponus）在他所著《亚里士多德精神评述》（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graeca）第十五卷（柏林，1897年）117页26—27行第一次提到上述设想的题词。当弗朗科斯·维特（Francois Viete，1540—1603年）猛烈攻击哥白尼为不够格时，这位法国数学家正好是用这句警语来反对哥白尼本人。在驳斥哥白尼的“违反几何学的程序”时，用拉丁文写作的维特却使用了与警语中第一个字有关的希腊字（agemetresia），这显然是根据哥白尼把该警语置于标题页这一（错误的）假设。这一错误并非到维持为止。在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所著《天文学的革命》（Astronomical Revolution）（巴黎，1973年）第73页、39，他说：“无疑是得到他的老师[哥白尼]的赞同后，列幕加斯才把这句著名的格言置于De Revolutionibus的标题页上，而（至少）按传说该格言是在[柏拉图]学院的大门上面”。

《天体运行论》的排印是在1543年3月21日前几天完成的。这时傅格尔（Fugger）钱庄的一个雇员塞巴斯田·库尔兹（Sebastian Kurz），从纽伦堡寄了一本给查理五世皇帝。在另一方面，当时在佛罗蒙波克的哥白尼一直到1543年5月24日，即他逝世之日，才收到一册。

前言  在《天体运行论》的第一位编辑列蒂加斯离开纽伦堡去莱比锡大学（该校刚任命他为数学教授）后，奥西安德尔插入了这篇前言。它是科学的虚构哲学的一篇强有力的代表作。当时彼特奥斯把《天体运行论》的编印事务托付给奥西安德尔。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一些作品已由彼特奥斯承印。

在此之前，奥西安德尔大概已经首次会见过列蒂加斯。当时后者是威吞堡（Wittenberg）大学的一位青年教授，他于1538年获准离职，以便走访德国天文学家。后来当列蒂加斯关于哥白尼天文学的《第一篇报告》（First Report）于1540年在革但斯克出版时，就寄了一本给奥西安德尔·新体系竟被宣称为正确，这位马丁·路德派的传教士大为震惊，这是因为他一直认为圣经教义是真理的唯一源泉。他于1541年4月20日给哥白尼写了一封信。此信的仅存部份见下：

关于假设，我总感到它们不是信念的条款，而是计算的基础。因此即使它们是错误的也无妨，只要它们能使运动现象精确再现就行了。如果我们采用托勒密的假设，谁能告诉我们太阳的非均匀运动究竟是本轮还是偏心圆引起的？须知这两种图像中每一种都能解释这些现象。因此希望你在你的著作中也谈到这件事情。你这样做就可使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以及神学家们平静下来，而他们的反对使你感到恐惧。

奥西安德尔在同一天给列蒂加斯也发了一封信。列蒂加斯当时也在佛罗蒙波克，他正在等待哥白尼临终前能抚摸到《天体运行论》。奥西安德尔在第二封信中继续按第一封信的思路写道：

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和神学家们容易受到安抚，只要他们了解到以下各点：对同一种视运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假设；提出现有的假设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实际上是真实的，而是由于它们可以尽可能方便地调节视运动与总运动的计算；别的人可能提出不同的假设；一个人可以设想一种适宜的体系，另一个人想出更合适的体系，而两者都能形成同样的运动现象；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权设计出更合适的假设；以及如果他成功了，就应祝贺他。这样就可使他们放弃严峻的答辩，并为质询的魅力所吸引。首先他们的对抗将会消失，然后他们按自己的设想寻求真理会徒劳无功，于是就转而赞同作者的见解。

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哥白尼的复信。但是曾经见到过复信的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年）报导说，“哥白尼抱着斯多葛派的坚强信念，认为他应当公开刊布他的罪状，即使科学遭受损害也在所不惜”（3CT，第23页）。

于是奥西安德尔了解到，哥白尼谢绝了他的采用虚构作法的观念。哥白尼认为，永远存在的人类理智完全可以探求物质宇宙的真理，而他自己已经揭示出它的一些奥秘。可是由于一个对命运的令人难解的歪曲（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歪曲实在是太多了），印刷《天体运行论》的控制权竟然落入一位与作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的编辑之手。这位（未来的）编辑已经努力劝说作者掩饰自己的思想，但作者坚决拒绝了。

在这一企图失败之后，奥西安德尔塞进了他的虚构声明，并小心翼翼地不披露他的名字。在这样偷偷摸摸编排的前言中，彼特奥斯并未察觉塞进来的私货。虽然奥西安德尔向彼特奥斯隐瞒自己是这篇插入的前言的作者，已经成功了，他后来还是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诡计。尽管列蒂加斯很快就发觉了这件事，并且布鲁诺咒骂它的作者是一个笨蛋，但是这篇偷塞进来的前言愚弄了许多读者，包括十九世纪伟大的天文学史专家德朗贝尔（J.B.J.Delambre），他也没有怀疑过它是伪造的。现存最早的哥白尼传记是贝纳丁诺·巴耳蒂（Bernardino Baldi）（1553—1617年）于1588年10月7日撰写完毕的。这位作者同样没有察觉出这篇赝作。在总结出新天文学的一些关键性特征（天穹为静止的，地球绕位于宇宙中心的太阳运动）之后，巴耳蒂指出，哥白尼“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由于他相信这是真的并且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因为想到这样可以更方便地完成他所从事的工作。这诱使他如此去办“[译自在比林斯基重印的意大利文本La vita di Copernica di B.Baldi,1973年版，21—22页，58—60行]。巴耳蒂误认为奥西安德尔的前言系哥白尼所作，这与他对哥白尼和波伦亚的误解有关。巴耳蒂（第23行）取哥白尼到达波伦亚时的年龄为“大约21岁”，然而这位学法律的学生和未来的天文学家实际上已经23岁又8个月了。巴耳蒂说“大约21岁”，这是因为他不能断定哥白尼究竟是在1472还是1473年出生的。可是他肯定哥白尼是于1494年到波伦亚入学的（第25行）。实际上他是1496年被录取的。

在思想史上，就奥西安德尔所属科学哲学派别的信奉者而言，他既非第一也不是最后一个。十九世纪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凯库勒（Kekul’e）宣称：

从化学的观点看来，原子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化学中，我们只须决定采用原子是否为有利于解释化学现象的一种假设。我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原子假说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促进我们对化学现象机理的认识。

我毫不犹豫地说，从哲学观点看来，如果取原子一词的文字含义为物质的不可再分割的质点，则我并不相信原子实际上是存在的。我希望总会有一天可以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原子的东西，找到一种数学的与力学的解释。这个解释可以说明原子量、原子数以及所谓的原子的许多其他性质。然而，作为一个化学家，我认为原子假说在化学中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绝对必需的。我还愿意进一步宣布我的信念，即化学的原子是存在的[原文为斜体字]，只是应把这个词理解为在化学变化中不能再分割的质点……事实上，我们可以接受杜马斯（Dumas）和法拉第（Faraday）的观点，即“不管物质是否为原子的，就算是原子的吧，它看起来总是现在这个样子”[理查德·安苏兹（Richard Anschutz），《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e），柏林，1929年，Ⅱ，366]。

在托勒密体系中，金星离太阳的距角可以解释为该行星是在一个本轮上运转，而本轮中心随太阳的平均行度而运行。因此金星本轮的半径应当是够长，才能产生这颗行星离太阳的大于40°，譬如说为45°的大距。在所得等腰直角三角形中，令金星本轮的半轻=1。于是此行星与位于托勒密宇宙中心的地球之间的近地距离≌2¹/₂，而其远地距离≌2¹/₂，即大出“四倍多”。因此，如果托勒密是正确的，金星在近地点的视直径看起来会比在远地点时大四倍多，从而星体大出十六倍以上。正如奥西安德尔所正确指出的，从来没有人这样报导过金星的亮度变化。奥西安德尔强调指出托勒密体系的这一缺陷，被误认为归功于哥白尼：“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下，他[哥白尼]指出托勒密不能说明金星亮度变化的错误”[德列克·普莱斯（Derek Price）：《反哥白尼论》（Con-tra-Copernicus），载于《科学史中的重大问题》（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s），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198页]。哥白尼从来没有要人们注意托勒密不能说明为什么用肉眼看不出金星的亮度变化。也许这个情况使普莱斯头脑发昏，他把奥西安德尔和哥白尼混淆起来了。后者反对托勒密体系中庞大的金星本轮，他的根据不只是找不到与之相应的该行星亮度变化，还有一种充满性原理，即宇宙是丰满的，如果托勒密的学说是正确的，宇宙不能包含像位于金星本轮之内的那样浩大的无用空间（《天体运行论》，I，10）。

尼古拉·舍恩贝格的信  为了谋求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与波兰王国之间的和平，尼古拉·舍恩贝格（1472—1537年）于1518年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前往法尔米亚（Varmia）。当时舍恩贝格还没有和哥白尼见过面，也许还没有听说过他。然而，在1534年9月25日教皇克莱门特（Clement）三世死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他的秘书约翰·阿耳布列希特·魏德曼斯特脱（Johann Albrecht Widmanstetter）参加了舍恩贝格的工作班子。在1533年6月6日与9月9日之间，魏德曼斯特脱在梵蒂冈花园里发表了“解释哥白尼关于地动学说”的演说，为此他获得教皇的一笔可观的奖赏，教皇还赠给他一部珍藏的希腊手稿（3CT，第387页）。在改换了雇主之后，魏德曼斯特脱继续保持对哥白尼天文学的兴趣。这封由舍恩贝格于1536年11月1日签署的致哥白尼的信，很可能是魏德曼斯特脱起草的。虽然哥白尼把舍恩贝格的信保存在他的文件夹中，并且后来寄发了这封信，使之能于1543年作为《天体运行论》的前言付印，可是在这中间的几年中哥白尼并未答应舍恩贝格的请求把他的著作寄往罗马，或者由红衣主教支付费用在佛罗蒙波克重抄。可以认为哥白尼的迟疑和沉默是由他所特有的谨慎所造成的。

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巴耳蒂捏造了一个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情节。他假想：

舍恩贝格得到了哥白尼的著作，认识到它的完美和优越，把它呈献给教皇，经教皇裁决它获得通过。据说红衣主教[舍恩贝格]本人向哥白尼提出，由于许多理由希望他同意出版自己的著作。……哥白尼把它献给教皇保罗三世。前面已经谈到，经过教皇裁决，它才得以通过。至于哥白尼由此而得到什么奖赏，以及在上述事件还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比林斯基（Bilinski），《生命》（Vita），22－23页，103—106和109—111行]。

如果巴耳蒂不是冒充知道《天体运行论》的一部手稿已经归舍恩贝格所有，他把它奉献给教皇，并取得教皇的赞许，以及舍恩贝格再次向哥白尼提出请求，那么历史的可靠性会好得多。按文献记载，在1536年11月1日之后，舍恩贝格再没有和哥白尼有过这样的联系，此外教皇也从未赞许过《天体运行论》。在巴耳蒂所著哥白尼传记的节译本[《数学编年史》（Cronica de’matematici），乌尔宾诺（Urbino），1707年，第121页]中，他只限于谈到“哥白尼把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贡献给保罗三世”，而对假想的教皇的任何赞许保持缄默。

出生约比哥白尼晚五年并在他之后十年去世的吉罗拉莫·佛雷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的情况相反，而这是意义深长的。他和哥白尼一样，把自己的天文学著作[《同心轨道论》（Homocentrics），威尼斯，1538年]呈献给教皇保罗三世。但是和不愿抛头露面并且沉默寡言的哥白尼不一样，佛雷卡斯托罗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是什么诱使他把书献给教皇。佛雷卡斯托罗为自己有空闲时间写书而深深感谢他的宽宏大量的庇护人，即其故乡维罗纳市（Verona）的主教吉安·马蒂欧·吉伯提（Gian Matteo Giberti）。

然而主教答复说：“你的书不是在我的，而应在更强有力的赞助下出版。如果我有这样的才能，我就会因这部新著献给新教皇而感到愉快。”当时保罗三世刚升上教皇的宝座。一方面，吉伯提拿到了佛雷卡斯托罗的著作，并指出作者把它献给教皇保罗三世。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巴耳蒂设想过，红衣主教舍恩贝格从来没有取到哥白尼的著作，从未把它献给教皇，而教皇也从未赞助过他。

事实上，教皇保罗三世宠幸的神学家、他的圣使徒宫主管巴托洛米奥·斯皮纳（Bartolomeo Spina）”早已策划禁止出版他的这本书[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但起初因病，后来因死亡，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罗三世最亲近的神学顾问对《天体运行论》的这种敌对态度，为斯皮纳的密友吉奥凡尼·玛丽亚·托洛桑尼（Giovanni Maria Tolosani）记载下来。他补充说：“在[斯皮纳于1546年去世]之后，为了保障神圣教会共同利益这一真理，我承担完成处理这部渺小著作的这一任务”[《哥白尼研究》（Studia Copernicana），Ⅵ，42]。这里所说的“渺小著作”是托洛桑尼在其长篇论文《论圣经之真谛》（On the truth of Holy Scripture）中谈到的。后来对伟大的哥白尼主义者伽利略发动攻击的多明诺会传教士，使用了这个宣传品的手稿。对伽利略的攻击以判处这位杰出的意大利科学家以终生监禁而了结（《哥白尼研究》，Ⅵ，31）。

巴耳蒂是否听见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于1533年对魏德曼斯特脱“阐述哥白尼地动学说”的赞许？于是巴耳蒂是否把真实情况误认为教皇保罗三世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虚构的赞扬？哥白尼中否确定得到保罗三世出版《天体运行论》的许可？有什么现实原因使他在序言中没有对此作明确的公开声明？对这些问题可参阅爱德华·罗森“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否受到教皇的赞许？”一文，载《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75年36卷，531——542页。

舍恩贝格提到“第八重天”。这个词指的是恒星天球，传统的天文学认为七颗行星各位于其自身的天球上，而第八重天为恒星天球。在这八重天或八个天球中，有六个被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忽略了。他所著《哥白尼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一书多次提到“古代的两球宇宙”。

舍恩贝格的代理人，列登城的特奥多立克，是法尔米亚牧师会驻罗马的代表。大概是他使魏德曼斯特脱了解哥白尼的天文学。而他和哥白尼同为牧师会的成员。在西奥多利克返回佛罗蒙波克之后，他成为哥白尼的遗嘱（此文件没有留传下来；3CT，第404页）的四个执行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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